许可证：中国互联网业的“长命锁”
2009年年底，拥有海量用户的多家BT网站被关闭或被迫整改，原因是它们没有办理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。对视频网站而言，“无证”的被查处自是哑巴吃黄连，“有证”的却也不见得可以因此舒口长气。有关部门对网络的监管一向两手并抓：一手取缔“无证”，一手规范“有证”。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始终高悬头上，正如一篇为广电总局整治视频服务叫好的评论所说：“要保持住资格通行证就要谨小慎微，诚惶诚恐，随时随地注意网络动向，看好自己的孩子，……这才能有许可证的长久生命，让许可证的长命锁永远挂在网络的脖子上。”
事实上，中国互联网蹒跚起步没有多久，许可证的长命锁就挂在了它的脖子上。早在1997 年5 月20 日，国务院修正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》，就规定对国际联网活动实行主管单位审批和经营许可证制度。2000 年9 月25 日，国务院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和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，规定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；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。在此基础上，一些特殊的网络服务还要由相关部门前置审批，取得特别行政许可或专项备案，例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、网络视听许可、文化经营许可、互联网出版许可、电子公告服务许可，等等。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还确立了“上网服务营业场所”的许可证制度。
在综合性门户网站，由于其提供的服务往往是多方面的，这样就需要得到几乎全部种类的信息服务许可证。以新浪网为例，到它的首页底部浏览一番，你可以看到它所获得的许可计十余项之多，如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、电子公告服务许可（工业和信息化部）、登载互联网新闻业务许可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）、互联网教育信息服务（教育部）、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许可（卫生部）、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（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）、广告经营许可证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）、互联网出版许可证（新闻出版总署）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（文化部）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许可（广电总局）。
其实，这些许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大多存在。在中国，互联网产生之前的言论与表达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国家控制的各个“口”来实现的，每一个口都对应着一个主管部门。新闻、图书出版、报纸、杂志、音像、印刷行业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，广播影视行业由国家广电总局主管，文化部负责指导文学、艺术创作和文化市场的建设，公安部负责打击淫秽色情和不良信息，国家版权局则负责对著作权进行管理和保护。对于各个种类的互联网信息服务，国家一开始不过把它们看成是利用新兴媒介而进行的传统活动。
然而随着互联网爆炸式的成长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出版商、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，国家开始把许可证制度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。以网络视听节目为例，2008年年初，广电总局下发通知称，从2008年1月31日起，不仅所有在网上提供视频服务的公司都必须取得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，同时这样的公司还必须是国有独资或者被国资控股的公司。我们由此看到内容监管已发展为资本属性监管，迫使投资者不得不重估中国互联网行业监管格局和发展前景。在另一方面，监管对象由行业逐渐扩及个人，如规定：未持有《许可证》的单位不得为个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不得允许个人上载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，在提供播客、视频分享等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时，应当提示上载者不得上载违反本规定的视听节目。
“许可证”这种中国特色的网络管理模式，不仅耗费着经营者的大量时间和精力，而且在限额发放的稀缺性之上极易产生寻租和黑幕交易。目前网络行政的监管主体几乎遍及政府各大部门，各行政部门根据本部门主管的行政业务对互联网出具不同的法律、法规，无形中增加了互联网企业的“制度成本”，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和争揽权力——它们要么不作为，要么乱作为。
曾经一度，我国行政审批设置过多过滥，程序繁琐，成为阻碍经济发展、损害公民权利的扰民制度，这方面有过深刻教训。目前在中国互联网上存在的过多的许可证，桎梏了一个大有发展空间的产业，抑制了普通人的自我表达，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。何时监管部门能够转变思维，由重管制转为重服务、重审批转为重治理、重责任转为重权利呢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