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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年 从IMF走出的首席经济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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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度676票  浏览37次 时间:2016年6月15日 14: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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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,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,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、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,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;其总部设置于美国华盛顿特区。

作为二战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,IMF于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,与世界银行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。尽管因为美元危机,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宣告结束,但IMF和世界银行仍得以存在,继续发挥作用。

IMF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债务,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,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;世界银行则主要提供长期贷款,向公司、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,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。

简单说,世界银行像投行,多做项目;IMF更像核数师,因为是对国家做宏观咨询,虽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伸手向IMF借钱,可一旦有个危机,求助的金额可都是以亿为单位的,还是美元计价的。

这也是IMF能培养出大量经济学家的原因,因为他们需要评估需要贷款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,才能制定政策。而国际经济学界也有这样的说法,还没有政府因为借钱给IMF而出现过损失,IMF的研究实力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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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经济学家的黄埔军校,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呢?

IMF培养经济学家最精英的项目是Economist Program(EP),进得了EP,不亚于本科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,刚毕业就能去高盛,胡祖六、哈继铭、汪涛等等都是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。世界银行的对应项目是YP(Young Professional),走出来的代表财经名人是许小年、谢国忠。

EP可谓百里挑一,每年平均1500个申请者,最后录取的经济学家也只有20-40个,招人标准非常严格:学术过关,34岁以下,博士毕业一年内,英文口语和写作得流利,做得了分析、实践和研究,还得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,不能怕出差, 188个成员国派你去哪,都要能懂国家内部的不同行业及内部联系等等。

如果没进入EP,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进入IMF。IMF欢迎有一定事业基础(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),拥有经济、金融相关的研究生学历的人才。因为央行、IMF所从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,GDP增速定在多少,为什么定在这个数字等政策研究;而投行等经济研究部门所从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,是在经济政策已定的基础上,告诉市场未来政府会做什么,分析影响,并不参与及影响既定政策。

虽然能进去IMF的经济学家都是学霸中的战斗机,但要怎样完成从象牙塔到政策影响者的转变,就要再来说说IMF的系统性培养。

以三年的EP项目举例,经济学家要首先在功能组别或国家组别工作一年,第三年开始在IMF内部尝试找到最终定岗的工作。

功能组别分以下几类:财政政策,货币政策,金融市场,外部经济,实体经济。试想刚毕业的博士们,在学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,建建模型,进入IMF的任何一个功能组别后,就需将理论结合实践:国家报上来的数据,是需要检视的,货币增速M0、M1、M2的计算,是比想象中难的,储蓄投资缺口也要切切实实做出来,项项皆清楚的。

而188个成员国,就把国家组别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、亚太区、欧洲区、中东中亚区、西半球。没跟IMF借钱的,属于Surveillance country,IMF对他们没有约束力,一般是一年和国家相关部门检讨下政策,写份报告,了解国家的经济发生了什么,未来的焦点是什么,IMF应该做什么,又能对政府政策提出什么建议。

如果国家陷入了危机,向IMF借了钱,那么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,也是IMF内部乃至全球的焦点国家(比如现在的希腊)。IMF对这些国家有巨大的约束力,央行、财政部等政府机构,是有义务第一时间向IMF提交数据的。如果危急时刻被任用,是经济学家真正影响政策时候,因为贷出去的款项,必须有借有还。

假设两年内批准了3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,那经济学家每隔三个月就要去检查一次,此前提出的财政、货币政策等目标有无完成,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笔贷款,并给出下季度的目标,直至国家走出危机。

所以和平时期,经济学家们需要磨练内功,了解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,一旦危机时刻被委任,才能真正影响政策,帮助一方民众走出困境,做出自己的贡献,也更容易获得晋升职位。

是的,IMF内部的经济学家也是有职位高低的。一般EP进去从A11开始做起,两年一升,到A15是最高;然后B1-2便进阶到处长级,B3是助理局长,B4是副局长(如重返IMF的何东),B5就是局长了。再往上就是副总经理(Deputy Managing Director,如中国的朱民),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!

MD只有一个,DMD也只有四个,IMF并不是一个当官的地方,对经济学家而言,这是一个接受系统训练的地方。不论你想研究什么,内部有同事专家请教讨论,间中还有美联储等外部机构互访;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实际的结合,其次也是通过很多轮的思考、讨论、甚至挑战才锤炼出来的,因此结论很扎实,经得起推敲。

IMF对经济学家的培养,是对他们数据分析方法的培养,不管以后从事什么,套路不会差太远,只是个人在分析后的观点不同。

离开IMF后,经济学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,身份的转变是:从告诉政府你应该做什么(帮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等任务),转变为告诉投资者政府今后会做什么(帮助客户赚钱是主要任务)。

他们的优势在于,更能体会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候的制约,会更加务实、有全局观;虽然市场的喜好肯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,但任何政策的制定,都是次优选择的结果,这不一定是市场能考虑到的方面。

那么过去几十年中,IMF又培养出了哪些中国经济学家呢?(以下排名按进入IMF的时间顺序)

胡祖六,清华硕士,公派至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,导师是大名鼎鼎的拉里•萨默斯。1991年博士毕业后,在萨默斯建议下,年仅28岁便进入IMF工作,先后任职于亚太局、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。1996年离开IMF,成为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。1997年加入高盛,2010年从高盛退休时,职位是高盛集团合伙人及大中华主席。之后创立春华资本。

林建海,乔治华盛顿国际金融博士,1989年进入IMF后,先后任亚洲部经济学家,政策发展与检查部高级经济学家,融资财务部局级官员,2009年被提升为高级顾问,2012年3月起担任IMF秘书长。

林寿康,布朗大学货币经济学博士,担任过IMF国际部经济学家,之后成为香港金管局货币管理部高级经理、德意志摩根建富公司新兴市场部经济学家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部副主任。2000年加入中金公司,是朱云来在中金最信任的人之一,2014年朱云来离开后,代为履行中金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位。

哈继铭,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经济学博士生,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。1993年起成为IMF经济师,1999年起成为IMF驻印度尼西亚代表,2001年至2003年成为香港金管局经济研究部高级经理,之后回归IMF任高级经济师。2004年成为中金首席经济学家,2010年加入高盛,现为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。

彭文生,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,英国伯明翰大学经济学博士。1993年进入IMF,任亚太部经济学家,负责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研究和政策咨询事务。1998年就职香港金管局,任经济研究处和中国内地事务处主管,2008年成为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学家,2010年成为中金首席经济学家,2014年出任中信证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经济学家。

蒋国荣,迈阿密大学硕士,康奈尔大些经济学博士。1995-2003年加入IMF,之后在香港金管局任高级经理,国际结算银行亚太区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。2004年加入中金,属于市场少见的经济学家型投行家,秉承中金的风格,非常低调。2014年加入瑞银,负责中国投行业务。

马骏,1988年至1990年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,1994年获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,1992年至2000年先后于世界银行及IMF担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。随后加入德意志银行,任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策略师,2014年4月,终于回归体制内,成为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。

汪涛,纽约大学博士,1997年加入IMF至2006年,随后成为BP亚洲首席经济学家,2008年至今,担任UBS中国首席经济学家。

黄海洲,印第安纳大学商业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,1998年至2005年间,任IMF货币汇兑部、欧洲部和研究部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。2006年成为巴克莱大中华区研究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,2008年起任中金首席策略师。
 
梁红,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,1998年其供职于IMF若干个亚洲国家代表处。2003年加入高盛成为经济学家,2008年加入中金,曾任资本市场部董事总经理及研究部负责人,2014年接替彭文生成为首席经济学家。

何东,剑桥经济学博士,1993年起于世界银行供职,1998年成为IMF高级经济学家,直至2004年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,并在2009年8月成为助理总裁,负责有关货币及金融稳定研究事物。2014年10月重回IMF,成为货币及资本市场局副局长。
 
王庆,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,1999年至2005年在IMF,分析亚洲、东欧以至中东地区成员国的经济情况,2005年成为美国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,2007年接替谢国忠担任摩根史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,2011年加入中金成为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,直至2013年4月加盟重阳投资,成为公司总裁及合伙人。
 
崔历,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,2000至2008年间任IMF中国市场资深经济学家,之后两年担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,2011年成为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,2012年领导高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,现已离开高盛。
 
姚余栋,赴剑桥攻读经济学博士前,是国家经贸委企业司科员,2000年博士毕业后先成为世界银行咨询顾问,2001年加入IMF,直至2005年回国担任黑龙江招商局副局长、党组成员,2009年成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巡视员,2015年1月起成为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(正司局级)。

丁爽,人大硕士及约翰霍普金斯工商管理硕士,1993年至1997年任职于人民银行国际部,1997年8月由人行借调至IMF,2001年后正式成为IMF资深经济学家,参与跨国经济研究、政策制定和贷款计划。直至2011年加入花旗担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,2015年4月加入渣打银行,成为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。

张智威,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经济学博士,在加拿大央行工作一年后,于2002年加入IMF,2008年任职于香港金管局,2010年成为中金经济学家,2011年7月任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,2014年10月,接替马骏,成为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。
 
邓敏强,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,2005年起成为IMF经济学家,先后在欧洲、英国、墨西哥从事经济研究,2011年加入香港金管局,次年加入高盛香港,任资深中国经济学家。
 
沈建光,赫尔辛基大学博士,麻省理工经济系博士后,1999年成为芬兰央行经济学家,2003年起担任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,2006年至2007年10月成为IMF的经济学家,随后加入中金香港,负责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研究,2010年5月起任瑞穗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。
 
杨婕,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,2007年成为IMF经济学家,2011年来港成为未来资产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,此后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,令其成为80后最红经济学家,一时间红遍媒体。2013年5月,加入对冲基金Brevan Howard,负责亚洲市场研究,由于公司合规原因,不再接受媒体访问,淡出公众视野。

朱民,约翰霍普金斯经济学博士,1990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(顾问),1996年起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、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、中银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、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、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,中国银行行长助理、副行长,2009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、2010年担任IMF时任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,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总裁,也是史上首位进入IMF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。

从这些经济学家离开IMF之后的职业生涯不难看出,多数回到香港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。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、哈继铭年代,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时,他们海归之时,市场上仍是外国人占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,有全球视角的中国经济学家可谓是零供给。

他们开启的,是中国经济学家最黄金的时期。世界经济平稳,中国经济高速发展,市场红火,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家求小于供,彭文生、汪涛、马骏、黄海洲等,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们。

而新生代的经济学家的登场时间,恰逢次贷危机前后,世界经济、中国经济和市场都开始走下坡路,市场上的经济学家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,不难看出张智威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比前辈悲观。

撇去大时代背景,这些履历极其优秀的经济学家,仍有难以突破的天花板。最为典型的要数胡祖六。当年加入高盛之时,被世界银行研究员邹恒甫批评,“胡祖六不搞学术进投行,是对经济学的背叛。”而当他47岁从高盛退休之时,关于他进入国有银行、监管机构乃至决策部门的猜测不绝于耳,虽然传言被其本人亲口否认,但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,甚至有网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《胡祖六四宗大罪》,认为与高盛“藕断丝连”的他,不能回到体制内。

事实上,海归回归体制内、担任高层的事例屈指可数。一是2010年2月,PIMCO董事总经理朱长虹回国,任外管局首席投资官,协助管理2.3万亿美元的外储;二是2010年4月,前德银亚洲区总裁张红力,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;三是2014年4月,德银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任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。四年后,朱长虹离职,本人和官方都未给出解释;张红力则被老东家德银告上法庭,向其索赔630万美元。

而马骏之前,还没有一位市场经济学家回归体制内的。原因也许很复杂,比如人行是否欣赏这样的经济学家?是否有这个需求?领导一旦开了海归的口子,要怎么稳定体制内慢慢往上爬的人?海内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无矛盾?最终给的职位,是否真的有政策影响力?

但IMF所展现的情况也说明,和平时期需要经济学家了解国家经济运行状况,一旦有了危机,才能用兵一时,发挥真正的政策影响力,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什么感受不重要,重要的这些感受、经验,能被真正用去哪里,能否有所作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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