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码印度，为什么印度人比中国人幸福
为什么，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里，人们普遍感觉不安全、不幸福？而在一个经济欠发达、贫富差距巨大、种姓制度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，人民却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？
“假如有来生，你想成为哪国人？”
《印度时报》最近公布了该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，调查在印度五大城市展开，即首都新德里、商业中心孟买、“文化重镇”加尔各答、“印度硅谷”班加罗尔和历史名城海德拉巴。结果显示，将近九成的人表示：“假如有来生，还做印度人。”
想象一下，同样的调查如果在中国进行，结果会怎样？
经济学家伊斯特林(R. Easterlin) 在他的论文《中国的生活满意度：1990-2010》(China's Life Satisfaction, 1990-2010)， 用大量数据说明，与中国近30年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相对的，是生活满意度的直线下降，多数中国人2010年的幸福感还不及1990年。作为“幸福经济学”的鼻祖和奠基人，伊斯特林在1974年就提出过著名的“伊斯特林悖论”(Easterlin Paradox)，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。而来自中国，这个样本量巨大的调查结果，无疑是一个可信度极高的有力佐证。
如果说数据和论文太抽象，身边越来越热的移民潮也许能给人们以更直观的感受。为什么，在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里，人们普遍感觉不安全、不幸福？而在一个经济欠发达、贫富差距巨大、种姓制度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，人民却深深地眷恋着这片土地？
文化自信，幸福源于历史
“印度人一直很骄傲，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。当然，他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。”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，师从季羡林，扎根印度研究四十余年，说起印度之优秀，如数家珍。印度的两大史诗，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，其篇幅总和是希腊两大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总和的8倍；古印度数学很发达，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；现代科学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，而原子论就印度人创立的；棉花的驯化和制棉技艺的发明也是印度人的功劳。
郁龙余：中国印度文学、文化比较研究专家。1965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地语专业，师从季羡林、金克木等。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。1984年调入深圳大学中文系，曾任中文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等职，现任深大印度研究中心主任。该图摄于设在深圳大学的谭云山友谊馆，庞审摄影。
从光辉灿烂的古印度文明一路走来，印 度人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，在自信的基础 上充满自豪。“他觉得西方的东西，太差，好的东西怎么能跟差的走呢？”郁龙余进一步解释道：“比如，印度人就很看不上西装，认为它太简单，而印度纱丽，美得不得了，一块6 米长的布能穿出几百上千种变化。”在印度，处处可以看到印度女性对纱丽的钟爱。即使是最基层的劳动者，用水泥修马路的人，也穿着纱丽，而不穿所谓的工作服。
除了服装，电影也很能体现印度人的骄傲和自信。宝莱坞，从名字就不难看出印度人抗衡好莱坞的决心。印度南部还有一个泰莱坞，因为宝莱坞在孟买，说印地语，而南方主要说泰米尔语。两大电影制作基地，基于本地区的票房市场，生产了大量作品，共同造就了印度电影年产量世界最高的记录。除了产量巨大，在风格上，印度电影也保持着鲜明而一以贯之的民族特色—歌舞，每部影片都一定会有印度歌舞。
“印度人看电影，不在乎情节发展，在乎的是演员在歌舞中的手势、眼神有没有到位。”郁龙余介绍道：“通过歌舞，印度人在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穿越，他们天天穿越，不穿越无法生活！”在某种程度上，印度歌舞就像中国戏曲，故事情节都烂熟于心了，依旧百看不厌，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等更高层次的审美趣味。所不同的是，中国戏曲日渐式微，印度歌舞却是深受爱戴，在影片里，在生活里，在印度人的血液里。
“孟买的精神就是歌舞”，导演丹尼· 鲍尔(Danny Boyle) 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，作为一个英国导演，他在印度主题的电影《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》中也诚恳地加入了印度歌舞，而该片横扫了包括最佳电影在内的四项奥斯卡大奖。
比下有余，幸福不怕比较
种姓制度，在外国人眼里，简直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毒瘤，但对印度人来说很正常，甚至是社会安定人心平和的一个保护伞。
作为国教，印度教长期提倡种姓制度， 历史上虽然受到佛教“众生平等”思想的冲击，做过一些改进，但佛教一衰落，种姓制度依然故我。它将人分为四等：婆罗门掌管祭祀，垄断文化和教育，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层；刹帝利负责征战和管理国家事务，居于第二层；吠舍是农牧民、手工业者和商人，他们负责生产物质财富和缴纳赋税，是婆罗门和刹帝利的供养者；首陀罗是被征服民族，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。在公元5世纪左右，从最低的种姓首陀罗中又分出“洁净的”与“不洁净的”两种人，那些从事屠宰、制革、清扫等肮脏职业的人，被称为贱民。贱民不仅 不能接触高种姓人的食品，甚至不能触碰高种姓人的身影。圣雄甘地认为不妥，觉得不能叫他们贱民，于是给他们另取了个名字“哈里真”，意为“上天之子”、“神之子”。结果，时间一长“哈里真”就等同于贱民了。新瓶装旧酒，最后连瓶也变旧了。
印度独立后，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。但是，要从人们的思想、行为中彻底废除种姓 制度绝非易事。种姓制度不仅根深蒂固，而且纷繁复杂。每个种姓里面，不管高等低等，还分了无数亚种姓、小种姓，外面人搞不清楚，但印度人自己非常清楚。“正因为分了很多的阶层，所以印度人普遍有一种心态，叫做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总能找到比自己更低的种姓阶层。即使是在最最低的种姓阶层里，还可能在个体之间有比较。”郁龙余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就是这种比，让印度人非常安于现状，他总觉得自己不是最苦的、最差的、最冤的。”
安贫乐道，幸福在于心态
根据最近发布的联合国2011人类发展指数 报告，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上位于中等水平，排名101，比印度高33 位。纵观历年报告，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起点比印度高，上升速度也大大快于印度。冷冰冰的数据反映在现实生活中，就是印度穷人多，而且普遍比中国人更穷。比贫穷更为刺目的，是赤裸裸的贫富差距。豪宅区的旁边，就是连片的贫民窟。
民不患寡而患不均。迅速产生的贫富差距，在中国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日益高涨的仇富心态。然而，在印度，却普遍地安之若素，不是鸵鸟般的视而不见，而是真正地、发自内心地、认为有钱并不一定就幸福。说到这一点，郁龙余讲了一个在印度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—
有个国王，非常富有，但是每天睡不着觉，很苦恼。有一天上朝，他命令大臣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要向此人取经。大臣遍寻不着，偶然一天在屋檐下躲雨，听见房间里老头对老太说，你赶紧把剩下的那点饭吃完吧。于是老太乐呵呵地把饭吃光了。大臣进去问，明天的饭都没着落了，你们怎么还这么高兴？两老说，明天的事明天再想办法， 何必为明天担忧。大臣很受触动，把两老带到国王那里去。国王听了他们的想法后，非常惭愧，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幸福。
“类似主题的民间故事很多，小朋友从小就听奶奶讲。它在潜移默化中推行了一种观念，即幸福不取决于物质，而在于心态。”郁龙余感慨道。
反观中国，自古就有安贫乐道的思想，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对于安贫乐道的弟子颜回，孔子大赞：“贤哉回也！”。但近年来，价值观唯金钱至上，安贫等同于不思进取，乐道类似于阿Q 精神，把好的传统思想都遗弃了。
瑜伽灵修，幸福需要修炼
“印度是世界灵修之乡、发源地。”当被问及对国内瑜伽馆和灵修班的看法时，郁龙余很不以为然：“到中国来开印度瑜伽馆的，只是一种体育，类似柔术，完全没有精神的东西。它有点像道家和道教的关系，老子是道家的祖宗，但道教要把他拿来为我所用，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多区别的，道教的许多做法，老子不一定同意，但他去世得早，没办法。所谓的灵修班就更是商业噱头了，像气场，都是西方现在提出的概念。”
印度人的瑜伽，是身体修炼，更是精神修炼。早在《瑜伽经》里，就确认了“八支”，即瑜伽修行者须遵行的八条准则，包括：“禁 制、劝制、坐法、调息、制感、执持、静虑和等持。”练习禁制，帮助自己控制情感，与道德修行有关。练习坐法是宗教修行，要求在修习前清净、禁欲，做到自我的内在调制。 调息和制感是对呼吸的控制。执持和静虑强调对精神控制的修炼。八个阶段修行下来，当自身达到三昧的境界，人体便自然感觉消除了一切烦恼，内心宁静，身心和谐。不难看出，在整个修炼的过程中，充满了意志的力量，瑜伽代表的是印度人的意志观。
“想要灵修，可以借鉴佛家的打禅，这一套中国化了，比较容易接受。”郁龙余进一步解释道：“禅(Dhyāna) 在印度是常用语。小朋友走神了，老师就对他们说‘注意注意’， 这个‘注意’就是禅。中国人将它翻成禅那，简称禅。到禅宗，有了当头棒喝、天机不可泄漏，变成一般人不大能懂的东西。日本人发音不准，把我们的禅读成zen。所以英文里面都写作zen。这里需要正本清源。其实，打禅就是静虑，就是集中注意力。”
打禅有标准姿势—菩萨坐、如来坐，但郁龙余不建议追求某种固定姿势。他曾经与洛阳白马寺方丈印乐共进早餐，听见在家弟子问打禅什么姿势最好，印乐答“相宜为宜”，怎么舒服怎么好。在与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学诚法师交谈中，郁龙余也得到类似的回答。“你看，得道高僧言语都非常朴实，也不摆架子，不争门派和正宗。打禅就是一段时间，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好，考虑一些问题，或纯粹就是把自己与外界隔绝，让身心休息一下，对心灵、精神进行调养。不要把打禅神秘化。”
六十四字真言，幸福存乎一心
受儒家的影响，中国的士人崇尚入世，讲究 修齐治平，但这也使他们在面对生死、生命意义等终极问题时，往往用“不知生，焉知死”之类的话来搪塞。虽然研究各种宗教文化几十年，本身却不执宗教信仰的郁龙余，非常理解这一点。关于精神修为，他特别推荐了“现代玄奘”谭云山的六十四字真言。
谭云山，出身望族，毕业于长沙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和毛泽东是同学。1927 年，他在新加坡遇见印度诗哲泰戈尔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次年他受泰戈尔邀约，只身到印度，在泰戈尔主办的国际大学任中文教授。1937 年，首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，并任此职长达三十余年，最后在印度去世，为构筑中印文化桥梁付出了毕生精力。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著名学者，他对中国哲学、文学、佛教和印度文化造诣很深，被誉为“功比玄奘”、“德配鉴真”。
六十四字真言，即谭云山的《中印箴铭》。 他写成后，便寄给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，远在加拿大的冉云华。“老师写给学生的，所以没有一点功利色彩，非常真诚地把自己一辈子的思想总结袒露给学生，和学生一起切磋。”郁龙余动情地介绍道：“这六十四个字是谭云山非凡人生的思想结晶，融汇了儒释道及印度哲学的精髓，一个人如果思想修为上能做到这六十四个字，他将无往而不至！”
中印箴铭
立德立言，救人救世；
至刚至大，有守有为；
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；
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；
自觉觉他，自利利他；
己立立人，己达达人；
慈悲喜舍，禅定智慧；
格致诚正，修齐治平。
